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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曾明言道：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
这两场演讲既是韦伯对时局的一种学术回应，也可看作是韦伯那种缺乏形而上学基础的百科全书式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认识论基础。但是，不曾想编辑同志先斩后奏，已经事先从邓先生那里获得强烈建议我参与讨论的指示，我也只有将其当作邓先生布置的课业来完成。
就德国而言，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这种分析和批判不仅是学术自主的前提，也是建构中国法律哲学的一个历史性和时代性前提。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以下。[10] 参见刘小枫：《施密特论政治的正当性：从政治的概念到政治的升学》，载《施密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57]也就是说，在世界结构之下，法律哲学必须应合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基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而形成的那些共同价值观念、文明样式，以及建基于此的国家利益——亦即邓正来意义上的理想图景关照下的主体性中国。
[30] 参见孙国东：《社会学法理学的（可能）代价与限度——从社会整合看庞德法理学（第1卷）》，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9期。[19] 从上述韦伯有关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得失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与本文有关的启示： 第一，学术、特别是韦伯那里的社会科学与政治关系甚密，这种关联的一个突出表现即是：学术应当具有政治关怀。劳动者接受的职业培训和教育，能够增强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争取更加优厚的劳动薪资报酬、避免或者减轻劳动事故和职业伤害。
劳动权中的社会保障权是指劳动者获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权利。首先，没有规定罢工权的理由在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占主导地位。正式市场福利高、待遇好，劳动条件优越。在现代社会法背景下的劳动权，自然属于社会权的范畴。
另一方面，农民工迫于就业的压力，担心失去工作机会，环境再恶劣也要忍耐。（2）劳动权是社会权劳动权是生存权类型的社会权，同时又是发展权。
这固然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理念有关，但还是由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社会团体力量弱小、公民人权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说劳动权是生存权，是因为生存是人类的首要追求，生存权是所有其他权利之本。在此过程中，劳动权保护和社会权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就成为必然，社会权由此诞生。或是在某些高危险性行业中，用工单位与农民工签订生死合同，规定事故责任自负。
没有劳动，人也就丧失了之所以为人的一项基本条件。将义务强加上去也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劳动本身无法实现这种强制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飞速发展，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很大比重，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去处。马丁路德继文艺复兴之后触发的宗教改革给统治欧洲长达一千年的基督教以沉重的打击，为资本主义提倡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但花钱也是自费，用工单位只支付一般性的医疗补偿，巨额花费往往让他们生活陷入困境。未来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的发展以及劳动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都要求我国要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团体力量，实现从国家干涉向社会团体干涉的转变，充分保障劳动者权利。
据统计，2004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这实际是对公民诉权的剥夺。
而基本理论问题不解决，便无法在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9]前者代表了目前学界中较为普遍的定义方式，表明了劳动与劳动权的关系，将获得劳动报酬作为劳动权的实质特征，但劳动权的权利内容比较含糊。罢工既损害企业利益，同时也损害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北京市1996年公布的限制行业和工种数为15个，1997年增加到34个，2000年则达到103个。[20]雇主或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保护义务主要在于要建立健全安全保障制度，开展安全教育，创造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在职业劳动中的安全，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劳动事故，减少职业伤害。在这方面，西方的所谓3R[4]（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对人性解放、民主自由以及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当前我国劳动法学界一般认为劳动保护只是要保护后者—人身安全。另外，我国已经加入WTO，劳资矛盾会更加突出。
[11]冯彦君：《劳动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各地虽然相继制定了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农民工不仅没有最低工资标准，而且付出大量的劳动之后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
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地位，享受不到真正的工人阶级待遇，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途径，成为失语的一个阶层。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罗马法复兴使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及思想，如契约自由、自由人地位平等、私有权神圣等被欧洲国家广为接受，提升了广大劳动者的民主、自由和权利意识。
因此，这就导致农民工中伤残、死亡事故频繁发生，职业病高发。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用工单位难辞其咎。另外，由于目前的城市救助+只针对城镇户籍人口，农民工享受不到低保以及其他任何救助。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进行，不得不通过立法建立劳动力商品市场运行的一系列规则，保障工人阶级的基本劳动权利，用以缓和社会矛盾。
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而且国家和社会福利所占比重也在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为求得一职，在和雇主或用人单位的报酬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只能委曲求全，降低工资要求。
就业前培训能否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改善就业状况，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制度，以及对职业培训、教育的投入程度。农民工在同城市劳动者竞争中面临行政性和市场性的双重歧视。
1848年2月，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的权利。通过组织和参加工会，劳动者改变了原本弱小、分散的不利处境，实现了与强大资本的抗衡，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
如林来梵先生就认为作为一种义务的劳动义务，指的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均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其个人的生活（其中当然包括其家庭生活）的责任，在此并不构成国家强制人们从事劳动的那种法规范上的依据，而仅具有一定道德意义上的指导性质的内涵。[7]陈明侠、谢怀拭：《宪法确立的劳动法基本原则》，载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编《劳动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它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请求国家和社会为自己提供机会，以获得和选择工作岗位，实现劳动力价值并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庞大群体。
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时不同权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追溯劳动权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劳动权利与义务并不是不可分割的一体。
这是由人的自由发展的基本人权原则决定的。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这里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国家对劳动者提供现成的就业机会，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分配就业。因此，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就意味着不得以上述因素为理由歧视劳动者。
